1931年春末，赣州通往瑞金的山道刚褪去湿冷，一辆破旧骡车吱呀而行。车上坐着一位戴面纱的“阔太太”和她那位“少爷”。路边保甲长挥手试探：“两位从哪来？”女人微微一笑，回了一句鄂东口音的客套话。对话很短，却让守卡的士兵放下了枪。等到车辘声渐远，她压低嗓音对同伴说：“又过一关。”那一年，她27岁，还叫金维映，尚未与邓小平完成真正的婚礼。
时光倒回1904年8月16日。浙江岱山，海风呜咽，一个小女孩降生在米行小职员金绍良家。家里清贫，饭桌常常只有地瓜干。可父亲咿咿呀呀读报的背影，给了她窥见外部世界的第一扇窗。6岁那年，米行倒闭，父亲失业。为了省口粮，她被送去叔父家。那段寄人篱下的日子，她学会了在磨难中把眼泪咽回肚里。
8岁返家后，进入县女子小学。校长沈毅常在晨读课后讲辛亥和五四，讲列强如何鲸吞华夏。娃娃们听不大懂，只记得他提起“国将不国”时眼眶潮红。耳濡目染，金维映对“救亡”二字有了模糊的执念。小学毕业，她考进宁波的师范，又辗转去了上海大学预科。那是1924年，教室里既有孙炳文的铿锵，也有的温和。青年们议论马克思主义，讲打倒帝国主义。革命的火种，就在她心里燃亮。
1926年夏，她在北站候车厅填写入党志愿书，舟山群岛自此有了第一批共产党人。回乡后，她穿着蓝粗布，进渔排、走盐场，发动盐民总协会。地主武装来砸场，她打赤脚从滩涂一路逃到船坞，再悄声绕回夜里开会。盐民扛着竹篙涌进大户院落的那天，人群里爆发最大的一声口号，来自她清脆的嗓子。
1931年初，组织命她与邓小平同赴江西。为掩护身份，两人假扮夫妻。一路上，假慈徐、假关怀，却藏着真生死与共。到达瑞金后，他们把这份革命同盟升华成婚姻。谁也没想到，这段结合只维系了二十个月。其间，金维映担任会昌、瑞金两县县委书记，是中央苏区首位女“掌柜”。她白天督粮草，夜晚教识字，三个月扫去两县文盲千余人。邓小平却因连遭批评调离前线。严峻环境下，他一句“别管我”签了离婚字据。告别那天，两人默默对视，谁也没说话。
离开邓家小屋，她直接去了中革军委组织部，成了李维汉的同事。二人本是上海地下时期的老搭档，劫后重逢，相知更深。1934年春，双方在一盏煤油灯下交换了简陋的戒指。喜酒未饮，长征号角吹响。她带着干部休养连出发，照护老弱，又跑前哨做动员。过乌蒙時，饥寒彻骨，她和战士分着一把炒青稞。到遵义，她只用三夜，说动当地500多名小伙子入伍。红军进驻陕北时，30名女战士一字排开照相，她站在最中间，衣袍破却眼神亮。
1936年9月，一个瘦小婴儿在保温不足的窑洞里啼哭——那是她和李维汉的长子，取名李铁映。可母乳几乎滴水难挤。孩子满月前，被寄养在三里外老乡家。她把襁褓放下时，转身擦泪：“等我回来。”随后进了抗日军政大学，主持女队学员队务。学生们喊她“金大姐”，遇到拌嘴，她总笑说：“革命不是过家家，谁都得学会让一步。”
战事吃紧，陕北缺医药，她旧病频发。1938年初，党中央决定选派几名重病干部赴苏联疗养，她榜上有名。哈尔科夫疗养院的冬天雪厚半人，营养、药品远胜延安，她的肺结核渐渐好转。可惜天有不测。一回和俄罗斯护士因误会争执，被错认为精神激动症，转入莫斯科精神病院。数月后病情平稳，换进郊外一座木制疗养所。
1941年10月，德军航空兵掠过莫斯科上空。清晨五点多，警报撕裂森林，疗养所的木结构在炸弹冲击中瞬间起火。次日搜救队清理废墟时，在一堆焦炭间发现一枚烧毁的搪瓷茶缸，上刻三字：“维映用”。她殒命，年仅37岁。同行的护理员回忆，金维映最后喊的是“同志们快趴下”。
噩耗远传陕北，李维汉掩面良久，只对警卫说了四个字：“继续干吧。”七年后的1948年，长子辗转回国，母子再难相见。1994年11月，中央追认金维映为革命烈士；2004年，岱山建起铜像。渔歌声中，故乡人常向游人指点那座雕像，轻声介绍：“她走得早，可她的风浪，比东海更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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